■黄济

  贾馥茗教授是1946-1948年我在北京师大教育系的同班学友。上世纪80年代，贾君作为五南出版社赴大陆的领队，我们在北京师大相遇，尔后不断联系，并时有书信及著述互赠。贾君所著，除《教育大辞书》（12卷）赠北京师大图书馆外，其余专著，大都先后寄我，约有十几本之多，成一家言。

  2008年5月，趁涂元玲博士赴台访学之机，托其向贾君带去我的近著《历史经验与教育改革》一书及书信一封。孰料涂博士于6日抵台，7日晨贾君竟魂归西天。捎去信和书，只好作为祭礼，献君灵前，不胜悲恸之至！

  江苏教育出版社为加快两岸学术交流，出版了贾君主要的教育论著，嘱余撰写书评，余慨然应允。但不是书评，而是简介，是对亡友的纪念。

  现仅就《人格教育学》、《教育伦理学》、《教育认识论》、《教育学方法论》四书串联起来写点读后感，为纪念贾君和增进两岸学术交流尽点绵薄之力。

  贾君认为，教育就是要教人成人。教育应当包括哪些方面呢？她将其概括为四个方面：为什么要教？教什么？如何教？谁来教？所有教育问题盖不出这四者之外。她的《人格教育学》、《教育伦理学》、《教育认识论》、《教育方法论》，就是对上述四个方面的进一步阐发和具体说明。

  《人格教育学》，明确提出教育的对象是人，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教人成人，回答了她提出的“为什么要教”的问题。培养人格，既是教育的出发点，又是教育的归宿，也是实现教育本质的核心问题。在《教育人格学》中，从人的禀赋到人的后天作用，从人的经验、意识到人的自我认定，从人格的价值到人格教育的实施等，都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。

  为实现“教育成人”的崇高目标，《教育伦理学》、《教育认识论》两书具体而详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。

  《教育伦理学》，是实现培养人格的重要举措。她指出，当今之世，“‘行为’不合‘中道’者也在所可见，遂使道德伦理在人的表现上，较之‘知识’之获得，瞠乎其后”。为此，她大声疾呼伦理教育的建设和实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。

  在《教育认识论》一书中，作者进一步探讨了教育的本质问题，而且提出了两个重大问题：一是提出了教育学的实用学科的特点，认为这是“教育学命定的物质和特征”，但同时指出不能忽视对教育学的理论研究，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作了很好的阐述。二是论述了“知”与“行”的关系，指出对提高人的品格及行为的指导“又离不开知”。这种理论与实际结合、知行统一的观点，是教育研究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。

  贾君对中国的古典文化有着深厚的修养，对西方的现代文化又有着广泛的了解，但她总是谦恭地对待别人，广求友声。回想在她给我第一次寄书时，并附有一封短信：“黄济学长：这本书只是一得之愚，希望能由您的法眼鉴定，看看会不会贻笑大方，并请惠正。贾馥茗于二月十七日。”其谦恭若是！她对学生，也是既严格要求，又不自以为是。在她的教学中，是启发、指点、探讨，而不是独断、强制、唯我是从。

  贾君的道德文章，都堪为后学树范。为了继承她的这份遗产，我不揣浅陋，拉拉杂杂地讲了上面的所感，当否？已无法听到贾君的臧否，只好由读者去品评了。